托克马克真是唐代李白的出生地？
　　站在楚河岸边，望着干枯的河床，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白彦虎当年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做营盘？这里依山傍水，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确实是虎踞龙盘的形胜之地。更主要的是一两千年以来，这一带一直是许多民族休养生息、许多民族地方政权立牙帐、建王廷的风水宝地。白彦虎营盘北面的天山山脉的外伊犁阿拉套山上，有历史上著名的羯丹岭。《新唐书》上记载：“城北有碎叶水(即楚河)，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而营盘的南面则是千年古镇托克马克，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碎叶镇的所在地，一度安西大都护府曾移治碎叶，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性的名都大邑。宋代这里曾是喀喇汗王朝的都城八喇沙衮，西辽契丹政权的首府虎思斡耳朵，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名噪一时。
　　最早记述碎叶城的历史文献是唐代僧人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载：“清池(即伊塞克湖)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大慈恩三藏法师传》还记载了玄奘在碎叶城会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史实。正像从阿拉木图到比什凯克公路沿线土墩墓绵延不断一样，楚河河谷的故城遗址随处可见。虽然史学界一致认为碎叶城在今天的托克马克附近，但是哪座故城遗址是碎叶城却很难指认。
　　上个世纪末，著名的中亚专家巴尔托里德在托克马克西南约5英里处发现一处名为阿克贝欣的巨大古代遗址。他认为这座遗址可能是喀喇汗王朝的那座与喀什噶尔并列的两个都城之一的八喇沙衮。1210年，八喇沙衮城被西辽军队攻陷，经过三天的洗劫与屠杀后被毁。八喇沙衮的名字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除了它曾经是喀喇汗王朝的都城外，还因为它与一部伟大的著作和一个伟大的人物相联系：八喇沙衮是《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出生地。阿克贝欣遗址就是喀喇汗王朝的八喇沙衮城的结论，长期以来几乎成了定论，经过多次发掘和多年研究，考古学家们拿出了力证，推翻了这个结论，认为阿克贝欣应当是比八喇沙衮更古老更有名的碎叶城！
　　碎叶城之所以更有名更响亮，同样因为它与一个更伟大的名字相联系，它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第一个提出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观点的是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唐代诗人李白，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这个观点的根据主要有两条：一是唐代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提到李白的先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碎叶在唐代先属蒙池都护夜，后属北庭都护府下辖的条支都督府。二是唐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说李白先祖“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此说一倡，几成定论，众口皆知，托克马克的知名度扶摇直上。
　　此次西行，由于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集体农庄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市隔楚河相望，所以多次涉过楚河去托克马克采风。虽说楚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界河，但绝无中哈边界的那种森严壁垒，既无界碑丝网，也无一兵一卒，我曾一日三次越过国界到托克马克市，甚至洗一次闷气澡也要开车越界到第三国。一日我专程到托克马克去寻访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碎叶古城的阿克贝欣遗址，打算凭吊一下唐代王方翼将军修筑的碎叶城和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发一发怀古之幽情，亲身体验体验造就天才的人杰地灵的神秀之气，寻觅李白惊风雨泣鬼神的写作感觉。我问为我“吆车”的东干族小伙子知不知道李白这个人，他说：“认不得”，当然更无从知晓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的出生地了。汽车在托克马克转了两小时，也没寻到阿克贝欣遗址的一丝踪影。当地的吉尔吉斯人也对阿克贝欣和李白全然无知，凭吊李白出生地的愿望最终未实现。 吉尔吉斯人(即柯尔克孜族)按理应当知道李白这个人，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小插曲。吉尔吉斯或柯尔克孜，古称坚昆或黠戛斯，唐代有过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黠戛斯人的祖先之一是汉代兵败降服匈奴的汉将李陵，唐代李氏王朝的皇帝和黠戛斯汗王则以此为依据，攀亲戚，认同宗。据《唐书》记载，唐朝皇帝在《与黠戛斯可汗书》中曾说：“既展同姓之亲，克副怀柔之意。”“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李白的郡望为陇西，在其诗文里一再标榜自己是汉代陇西李广将军的后人。而黠戛斯的祖先李陵则是李广的孙子。这样李白不仅是李氏皇族，当然也是黠戛斯人的同宗人了。
　　随着中亚地区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托克马克人会认识到李白这个名字、玉素甫这个名字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正如已经发生的争夺赤壁所有权的“赤壁之战”，争夺杜康的“杜康之战”一样，还可能有一场争夺李白出生地的“李白之战”。李白的出生地在何处，历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西域碎叶；二四川彰明；三山东任城。三地相距千万里，三说各有根据，一时难证真伪。从对李白诗文内容的理解和意象的直觉，我更倾向于第一种生于西域碎叶的说法，虽然这个观点的证据最少。李白的诗文篇篇都是那样飘逸潇洒，那样收放自如，弥漫着一股难以理喻的仙气。道、佛、法、儒相贯通，出世和入世相包容，定是多种文化相碰撞、相交融的积极成果。盛唐文化的登峰造极，原因很多，而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入应当是个极为重要的动因。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虽是小说虚构，虽然说小说中渤海国在史学界以“谜中王朝”著称，但李白博学多才，民间传说他通晓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却是可能的。 不仅是李白，前边提到的也是在托克马克出生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也是一位学识卓群的世界级学者。他融汇古回纥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伦理学思想体系，写出了流传百世的古代维吾尔族的伟大著作《福乐智慧》。有的学者通过比较文化研究，推断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精通汉语言文学，阅读过大量汉文文献。
　　天山西段的吉尔吉斯山和发源于这架大山的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荟萃的宝地，是多种民族聚居、多种文化交汇的枢纽，升起像李白、玉素甫这样的世界级文化明星，丝毫也不奇怪。
山相依水相连历史难割亲情难断
　　阿拉木图能数得上名的博物馆有15座，哈萨克斯坦中心博物馆可能是最大的一座。博物馆蓝色穹顶，岩石角柱，其外型、规模与乌鲁木齐的自治区博物馆相仿。然外部和内部装修均比之宏伟豪华。位置在总统府左近，环境十分优雅安静。参观者寥若晨星，可门票不过10卢布，相当于国内一块泡泡糖的价钱。前大厅里出售的民族工艺品、文物复制品和技法精湛的油画，一律美元标价，贵得让人咂舌。馆里展厅宽敞，布展十分考究，陈列的文物丰富而细腻。其突出特点是重近代而轻古代，近现代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的文物很多，而古代特别是远古的文物相对少。
　　浏览展柜内的文物、板面上的图片，发现差异感到新奇，见到相似更觉欣喜。陈列的石、骨、陶、铜、铁、金、银器，与新疆出土者有如出于同一工匠之手！展出的伊犁河下游土墩墓的照片、模型、出土文物，与伊犁河上游的昭苏、新源的土墩墓何其相似乃尔！展出的现代部分，在当年相同的社会制度下，一对孪生兄弟更是难分彼此。 中亚五国主体民族的形成历程，和我国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关系。除土库曼族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是我国的跨国民族。我们新疆的十三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和中亚五国都有亲缘关系。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司空见惯，例如，我国漠北匈奴、突厥的大规模西迁；汉代哈萨克的祖先之一乌孙部从敦煌祁连山麓迁居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唐代维吾尔族从漠北迁徙到新疆；古代柯尔克孜族从叶尼塞河上游迁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明代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新疆迁至伏尔加河下游，150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又迁回新疆。近代以至现代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多见，但还是个别出现过。如1882年居住在沙俄境内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族克宰部落3000余帐由博乐进入伊犁迁至巩乃斯草原，百年之后以巩乃斯草原闻名于世的新源县成为全国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县。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30多万白军和各族难民涌入新疆。1932年中亚地区闹饥荒闹肃反，数以万计的人越境跑到新疆。1962年我国天灾人祸，有数万新疆居民跑到苏联，其中就有不少是30年前跑过来又跑回去了。
　　在江布尔州，我去参观一座正在兴建的东干族(回族)清真寺，刚下车，主持阿訇迎上来握手问道：“色俩目，大舅来了。”然后悄声问随行的东干族小伙：“汉人大舅，还是回回大舅？”我们都带着一种难以言传的亲情相对而笑了。汉回的历史亲级关系已为定论，除血缘关系之外，汉语作为回族的共同语言成为其民族必要特征之一。中亚回族暂且不论，移居阿拉伯的回族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回族都以汉语作为族内语言。我在韶热秋别集体农庄参加过一次东干族举办的陕西味极浓的32碗大宴，一位从托克马克专程赶来的东干族建筑公司经理，酒酣兴浓地交替用俄语、汉语和哈萨克族语与人闲谈，他人醉心不醉，见我专注地听他讲话，凑到跟前拉着我的手问道：“哥，我汉族话说得怎么样？盘子、勺子、头、眼窝、鼻子、牙、嘴……”然后孩子般自豪地大笑起来。据当地教师伊斯玛依(东干族)说，全独联体有东干族8万人，全部与中国有亲缘关系，以汉语为族内语言。他还说汉人在独联体的人数大约是东干族的10倍，但居住分散，二、三代以后就逐渐融合在其他民族里了，汉语说得不怎么样或完全失去母语。这种汉族被其他民族同化的现象，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存在。民族学家谷苞在《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其中一例是1960年在新疆疏勒县的茶馆里，谷苞碰到几个维吾尔族青年在用维吾尔语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他很惊奇，主动与这些青年攀谈，得知他们的祖上是七十多年前在疏勒城外“八屯子”屯田的汉族士兵，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被同化了。谷苞应邀到他们家做客，家庭生活和南疆的维吾尔族完全一样，只是家中有一个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透露出这户人家的汉族血缘。维吾尔族融合于其他民族或失去母语的现象同样存在，最典型的是湖南省常德地区桃源县和河南省聚居或分散的维吾尔族失去母语的例子。
　　正如天山山脉山山相依，伊犁河水水水相连一样，历史绝不会因战乱、灾难等人为的祸患所割断，同样，对故乡故人的怀念、对至爱亲朋的依恋更是难割难舍。从新疆迁居到中亚的人，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母国，把新疆作为自己的故乡。在伊万诺夫逛商场、文化用品部盘点，我们在外面张望徘徊，一位中年东干族妇女见状径直走过去和售货员用汉语说：“这是咱们那边来的人，让他们进去看一看。”她并没有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没请求她帮忙，她如此善解人意，如此大拿大主，尤其“咱们那边”这个别致的亲切的祖国和故乡的代用词，至今依然犹在耳边。马立克生于伊犁新源县，1959年5岁的马立克随其父乌热曼迁居哈萨克斯担，伊犁还有不少同一部落的亲戚。乌热曼曾经担任过新源县别斯图拜乡阿什不拉克村的小队长。马立克一家盛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在他家门前乌热曼老人像迎接亲人一样，一一拥抱并亲吻我们的脸颊。席间乌热曼和他的妻子买盘的言谈中充满对故国故乡故人的怀念之情。老人们还记得30多年前在巩乃斯草原上学到的汉语：房子、韭菜、油、好等等，老人提到50年代新源有一种叫做“军”的好酒。这是我在伊犁生活30多年第一次听说的典故。这种“军”酒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源县后，在肖尔不拉克酿制的最早的白酒，故当地的哈萨克称之为“军”酒。它是今天的新疆名酒“伊犁特曲”的前身，如若当初此酒取名“军酒”，有多么雄浑多么苍凉，既有时代感又有深远的历史感，比之“伊犁特”这个名字要雅致许多。临别，买盘老人含泪和我们握手吻别。这不是一般的礼仪，而是一个人，一个游子对母国对故乡刻骨的深情。